医学捌号楼·阅览室·《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四、1933年的医学

刘易斯·托马斯著周惠民石珍荣周云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四、1933年的医学

四、1933年的医学

我被录取为医学院学生的情况在今天是决不可能的。那时竞争不那么激烈。我大学同班有400人，想学医学的人(大多数是医生的儿子)还不到30人。那时也没有特别的课程要求，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学过基础物理学和两门化学课；那时也还没有创造出“医预”这个名词。我在普林斯顿的成绩是中游偏上。我15岁进了大学。在中学我是个很出色的学生；可是进大学后，我变得鲁钝、懒惰起来。在需要真下功夫的那些课程中，我只能是中等，或低于中等。只是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大胆地选了斯温格尔(swingle)教授(他刚发现了肾上腺皮质的一种激素)的高级生物学课程后，才变成一个比较敏锐的学生。但是在那时，我在班上属于“中不溜儿”的地位已经牢牢地确定了。如果在今天，哪个医学院也不会录取我，也许只有加勒比的某个私人医学院会收我。

我进了最难进的哈佛，靠的是运气，但我猜想也靠了提携。细菌学教授津泽(Hans z5nsser)和我父亲在罗斯福医院一同做过实习大夫，并且也很爱慕我母亲。1933年冬，我去波士顿面试，院长秘书让我去找津泽博士谈话。那次面试的时间最短，但是依我看却很令人满意。津泽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像是在考察一件标本，然后说，我父亲和母亲都是他的好朋友；又说，如果我想进哈佛，他会设法帮忙，但那是因为我的父母，而不是因为我；他脾气很好，但这一点却让人很清楚。他让我明白，那是有些照顾，可是并不都是由于个人。

我所受的医学教育，和我父亲所受的基本相似。从父亲学医的那时以来，很多细节已经改变了，尤其是医学科学中有关疾病机制的那些方面。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变得复杂得多了，在1930年代初期，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一些重要传染病病因的理解。但是学习这些课程的目的却比30年前还要保守。教的是识别各种疾病，它们的分类、症状、体征、实验室表现，以及怎样做出正确的诊断。疾病的治疗是课程中最不重要的部分，甚至几乎完全略掉了。在二年级是有药理学的课，大部分是讲少数日常用药的作用方式，如阿司匹林、吗啡、各种泻药、溴制剂、巴比妥类、洋地黄和少数其它药物。当时流行用维生素B治疗震颤性诺妄，后来又放弃了。给了我们一本袖珍《实用药物》，大约100页的样子。我们在三年级到教学病房和看门诊时，都把这本书放在白大褂里，但却不记得教我们的哪位老师提到过这本书。我也不记得在医学院学习的那4年里，除了外科医生之外，还有谁对治疗有过很多讨论；而外科医生的讨论，主要是处理外伤、引流或切除受感染的器官和组织，以及在有限的程度上谈论切除癌瘤。

训练我们要从事的医学主要是奥斯勒(osler)的医学。我们未来的工作是诊断和解释。解释是医学的真正工作。病人和他的家属最渴望知道的，就是他得的病的病名，如果可能，还想了解它是怎样引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以后可能会怎么样。

能够成功地做出诊断和说明预后，被看成是医学的胜利；的确，那是医学的胜利。它是来自对大量病人几十年长期的认真、仔细、艰苦的观察；是来自发表了无数描述一种又一种疾病的临床细节的文章；说得更科学些，是来自将临床表现与肉眼和显微镜下的异常联系起来的工作，这是几代病理学医生的贡献。到了1930年代，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了可能认识的一些主要的临床疾病，如梅毒、结核、大叶肺炎、伤寒、风湿热、丹毒、脊髓灰质炎(婴儿瘫)等。对已知的各种肿瘤细致地分了类，并且也能较准确地预计存活期。来了心电图，使原来诊断心脏病相当的准确性更提高了一步。神经病学已经有了在神经系统各处为疾病过程定位的办法。学到这些后，我们就能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在我们的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期间，再去学习对疾病实际的日常处置。

([英国病人]扫描)

更新日期：200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