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2007年11月7日（周建莹），在“世界镇痛日”来临之际，我国的“人体针刺镇痛生物信息整合与反馈系统”研究成果喜获发明专利，从此，疼痛将变成一个个可测可查可控的数据，特别是在患者不能自主表达的全身麻醉手术中，医生也能对疼痛作出检测和评价。

为此，我想到了30年前我经历的一次手术，如果当时便诞生了这项新技术，那么，手术中的那种撕心裂肺之痛，也许完全可以避免。已很久远的“痛”可以记忆忧新，正应了美国著名手外科医生保罗·布兰德在《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中所说：“人类的意识在经历疼痛之后很长时间里仍能萦绕心头”。

“针刺麻醉”，作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诞生的新生事物，曾被各大医院采用。其时，我患了大多为年轻女性所患的甲状腺囊肿之症，必须手术。当时做这类手术一律为针刺麻醉，因为针麻对颈部手术效果最敏感，这是其一；而且采用针麻，手术一结束即可吞咽食物，可防止术后伤口粘连，有利于康复。之前，我曾知道部分癌症病人做全喉切除在当时耗时达5～6个小时这么大的手术，用的也是针麻，我想我这区区2小时的小手术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进了手术室，躺上手术台，双手被扎入接在仪器上的4枚不断抖动着的银针，沙袋紧紧夹住使劲往后仰着的脑袋，使颈部充分暴露。消毒后，医生的手术刀在我颈部一抹，我心想，怎么不用器械刺探一下颈部皮肤，问一声是否“痛”就动刀呢？我说：“疼！”医生回答：“是有点疼的。”我以为这点疼还是能够忍受的。没想到接下来的痛就不是那么抗得住了，止血钳一把接一把往上夹、纱布一块连一块擦拭淌出的血水，止血钳和纱布碰着被划开的肌肤，疼得我呲牙咧嘴。一向被家人和同事堪称为特别能熬痛的我尽量忍耐着不叫，怕大声喊“痛”造成医生情绪紧张而影响手术效果。心想今天上了这手术台，就同抹脖子杀鸡差不多了。

待到取瘤体时，那种痛简直是撕心裂肺，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大声惨呼：“痛死我了！”我想一个人将要死去时，大概也就如此感觉了。医生见状，对麻醉师说：“加快、加强针刺频率！”4枚银针震感强烈了，但疼痛丝毫不见减轻。

好不容易盼到缝合，痛，终于快结束了。最后我告诉医生一共被缝了7针。医生面面相觑，嘀咕：“她怎么都知道？”我说：“你缝一针、扎一下、疼一次，疼了7次，不是7针吗？那根缝线，在肌肉皮肤间像锯子似的被拉来拉去，怎会不知痛？！” 也许针麻对我不敏感，针麻于我不适用；抑或添加的辅助药物不够量；或者麻醉还没起作用，动刀太早？

当我被抬下手术台时，头上包的手术巾、身下的手术床单被汗水浸透了；被推出手术室时，家人都不敢认我——脸色惨白；回到病房，我累得只想睡觉——与剧痛2小时的激烈搏斗，耗完了所有精神；人说手术后的24小时最难熬，因为痛，好多病人要求给止痛剂，但这24小时的疼痛对我来说早就忽略不计了。

如果当时就有可对疼痛作出测评的装置，那么我就不至于经受手术中这般死去活来的剧痛！这次手术至今让我心有余悸。

30年后的今天，疼痛，已作为一种病症，引起全世界高度重视：世界疼痛研究会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5大生命指征”；2004年的10月11日被定为首个“世界镇痛日”；中国也从2004年起规定每年10月的第三周为“中国镇痛周”。也许除了医生和患者自己，没有人能了解漫长而持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给肉体和精神带来的影响，这种折磨使人的性格发生变态。但，却有人，并且是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人终日生活在慢性疼痛的巨大痛苦之中，处于这般的水深火热、无法忍受而生不如死！

以什么方式对待与疼痛相伴的生活？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提出了“2000年癌症病人无疼痛”，我们看到发达国家2001～2002两年的吗啡人均消耗量超过了24毫克，而我们国家同期的人均消耗量仅为0.16毫克和0.195毫克。幸而中国开始重视疼痛治疗，建立了按现代疼痛医学理论和技术设置装备的“疼痛科”，尽管还不普遍。但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中国正按照世界卫生组织阶梯治疗癌症疼痛的缓解率和完全止痛率正逐步上升。

生活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于忍受的：当产妇在分娩期间坚忍着小生命降生前的疼痛时，发达国家已有80～90%产妇接受着“无痛分娩”；当患者在胃镜检查中忍耐吞咽管子诱发的恶心呕吐、肠镜检查绞痛腹胀时，“无痛胃镜、肠镜”使人在无知无觉中接受检查和治疗；当数百万晚期癌症病人去世前经历了怎样不可想象的剧痛时，医生终于将吗啡用于癌痛病人的治疗，改变了医用吗啡“成瘾”、“吸毒”的旧观念。

疼痛，曾被看成是与疾病形影相随的衍生物，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但是，今天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疾病。耐痛，对疼痛表现出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曾被认为是“坚强”；然而，今天要求解除疼痛，已成为病人的基本权力。

当人性受重视时，疼痛将被关注；当人道获主张时，疼痛将被善待；当人权得体现时，疼痛将被治疗。我希望：无痛，不再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