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行医资格认定简单：游医的泛滥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在其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刻画了一个庸医的形相－－赛卢医（古代名医扁鹊因生于卢地，史称“卢医”。“赛卢医”在这里是反其义，是庸医的意思）。赛卢医在其出场的道白：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他企图谋财欲勒死窦娥的婆母－－蔡婆婆，结果被张驴儿父子给救下。后来，张驴儿为霸占窦娥，企图毒死蔡婆婆，便向赛卢医讨要毒药。赛卢医把毒药给张驴儿后，说：“可不晦气！刚刚讨药的这个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与了他这服毒药去了，以后事发，越越要连累我；趁早儿关上药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

如果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赛卢医这个人身上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古代中国人获取行医的资格十分简单，行医活动也是十分自由的。如赛卢医怕东窗事发，可以“关上药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随时逃避责任。这种情况延至近代，仍无多少改观。

近代岭南社会活动家梁龙章从中西比照中，指出中国医学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缺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在西国学医不同，选少年聪颖子弟，入院读医书，学人形图，究五脏生长，审六腑气化，明大经大络筋骨窍道气血隧道，知化学，考药石，制药水，学成乃得与试，如超拔高等，国中荣之。有毕业纸，然后挂牌医人，主权甚大。”“西人真有专门之学乃敢治病，且本国多少博学之士，纵有学贯天人之才，非习专门亦不敢干预医事也。”中国则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在中国对医生没有严格的资格认定和准入制度。门槛高，难入必精；门槛低，易入必滥。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方郎中、江湖术士“应运而生”，这不仅危害着国人的生存与健康，更毁坏了医学的声誉，民国时期甚至被视为推进西医学的阻碍。时人认为：“我国医师多系悬壶问世，以谋一己之生活。对医学之社会性，毫无注重，问世医生，滥竽其中，不学无术者，亦不乏其人，且为生活之舒适，不顾医德机取巧诈，在在皆是，予人民之恶劣之影响，益增新医学推进之障碍。故今后医学教育，应着重医德之养成”。

中医没有固定的医院，医生分散、游离不定，构成比较复杂。传统的中医构成可以用良莠不齐来形容，既有一些造福一方，泽及万众的良医，也有医术低劣、医德不佳的庸医，“良医”“庸医”古已有之，他们一同构成了中医的群体。他们行医目的不一，手段各异，这就是中医医生群体成分复杂、医界混乱的现实根据。“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借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结果只能是“以谬传谬，以盲引盲”。（郑观应：《医道》）中医陆士谔对中医界鱼龙混杂的状况也进行了批评：“缘眼前医界，有真学者，有伪学者。所谓伪学者，乃是说嘴郎中，全无根底，摇笔弄墨，居然千言立就，反复盘问，则瞠目不能答一语。此等人何能与之群？”

时人批评其“俨然以医自居，吾恐其阴阳五行虚寒暑湿之尚不能上口也，夫医为专门之学，直接保持个人之健康，间接影响于国家之富强。泰西各国，重视医者，非无故也。反观吾国之习医者，大多为无聊之文人，借医谋生，等而下之，直籍医以敛钱。”（谢筠寿：《南京旧医出身之形形色色》，《医药评论》1929年1月创刊号。）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既与中国传统中“自由习医”传统的分不开，更与国家医疗卫生制度的薄弱直接相关。

对于社会上的游医及江湖郎中，在华生活了50年英国伦敦会著名的传教士麦高温有着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在麦高温的印象中，中国人获取行医的资格十分简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地行医。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医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

麦高温眼中的游方郎中，是一群具有高超骗术的江湖人物：“这种人四处游荡，声称能包治百病，从他们的衣着可以看出他的身份。……他的眼睛明亮而富有洞察力，他们总是在搜索着每一个可能的病人。凭着自己特殊的直觉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有病的人。漫长而丰富的阅历使他能够辨别人的性格，并知道如何才能成功地找到主顾。这类江湖郎中的人品尽人皆知，可总有许多人中他们的圈套。一个生病的中国人，随时准备服任何药。听取任何人提供的意见。”

事实上，中国这样的游医不计其数，对社会和百姓构成了一定的危害，但由于整个社会十分匮乏的医疗状况以及无序的医疗制度，这种现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即使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游医。即便在城市里，一些不负责的医生同样对病人耍花招，虚张声势。时人对此多有认识：“在上海行医，手段圆滑是少不得的。明明这是两贴药，可以治好，并且绝对有把握，你绝不可诚实的去做，至少，要使他慢慢的好起来，多延宕几天，多捞几个钱。”（柳一萍：《上海行医的几种法门》，《光华医药杂志》1933年第1卷第1期。）在江湖上，这叫郎中钓病人，病人养郎中的招数。

刘力红在其著作《思考中医》中对此曾有所记述：有些江湖郎中治疗蛇伤往往都会留一手，这一手的方法很巧妙，让你根本没有办法察觉。郎中给你治疗蛇伤，很快就把蛇毒治住了，让你没有生命危险，很多症状也消除了，可就是有一点，伤口老不好，隔上一段时间伤口就又腐烂，你又得到郎中那买些药，管上两三个月，就这样拖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其中的窍门就在忌盐，如果让病人忌盐几天，再吃上几剂毒药、生肌的药，伤口很快就长好，而且不再腐烂。就这么一点奥妙，把病人折腾得够呛。

又如：“河间有游僧，卖药于市。以一铜佛置案上，而盘贮药丸，佛作引手取物状。有买者，先祷于佛，而捧盘进之。病可治者，则丸跃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于所寓寺内，见其闭户研铁屑。乃悟其盘中之丸，必半有铁屑，半无铁屑；其佛手必磁石为之，而装金于外。验之信然，其术乃败”（《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这样的事例在近代亦常可见到，不胜枚举。

２．各自为政、同行相轻的弊病

中医执业者的另一特色，医生们长期处于各自为政，互相讥评的关系中。医生为了维护声誉和生计，对所谓“祖传”、“家秘”的医疗技术秘而不宣，以至于名医门庭若市，而初业者则乏人问津，只能枯坐冷板凳。一些难以出头的乡村医生不得不靠“联络卜巫”介绍生意。在常熟，“一般没有生意的医生，十个中有九个是去和那些街头巷尾的巫卜们暗中联络，每月津贴大洋若干，彼等即代为竭力介绍。”巫卜们暗示，“但除祭神求佛外，又需要延医服药”，通过这种默契，这些末流的医生才赢得了机会。

一些医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权威，同行相轻，以至于医生之间相互攻讦，谤议蜂起，形成了中国医家相互讥嘲诋毁的文化。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述这么一件事：内阁学士永宁得病，请医生诊治，还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又请另一名医生来治病。新来的医生要看先前医生所开的药方，永宁没有找到，认为是侍女放错地方，令侍女找出药方，否则将予以鞭笞。随后宁公休息，恍恍惚惚感觉有人跪在床边的灯下，那个人说，您不要鞭打责罚侍女，那个药方是小人所藏。小人是您当臬司时平反后得生的一个囚徒。永宁问，你为什么藏药方呢？那人回答说，医生之间同行互相猜忌，给病人诊治疾病的时候，一定要改变先前医生所开的药方，来显示自己的所长，您所服的药没有错误，只不过刚试吃一剂，力量还没有达到而已。如果让后来的医生见到药方，他再开方时必然用相反的方式来标新立异，那么您就危险了，所以小人偷偷地把药方给藏起来了。“公（永宁）方昏闷，亦未思及其为鬼。稍顷顿悟，悚然汗下。乃称前方已失，不复记忆，请后医别疏方。视所用药，则仍前方也。因连进数剂，病霍然如失。公镇乌鲁木齐日，亲为余言之，曰：‘此鬼可谓谙悉世情矣。’”（《阅微草堂笔记·卷二》）这种现象为民初著名医家丁福保所担忧，他批评道：“诋毁同业，即无异自诋其业，更无异自诋其身。唯为世人所齿冷，鄙其卑劣，而愈以失信任之心而已，此实业医者之大戒。”

对于中国旧式医生中的庸医，郑观应曾作诗讽刺道：

庸臣误人国，庸医误人命。医理本极微，医生何太盛。

悬壶遍街衢，牌匾相辉映。未读王叔和，自称能治病。

不通多素经，粗识本草性。秘受夸祖传，板方集医镜。

不图贫者延，惟冀富家聘。偏补或偏凉，药常不对症。

杀人不用刀，鸩毒甚枭獍。陷命律难容，诓财罪尚轻。

郑观应的讥讽未必公允，但多少还是能反应中国医界尤其是底层社会医疗现状的一些潜规则。“中医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以研习的一门技术”。事实上，正是因为行医如此轻而易举，才使得一些无业人员凭着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简单的医学知识当上医生，造成游医、庸医充斥，危害百姓的局面。

诚然，事实也并非如麦高温观察的那么简单，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医生凭籍特有的医术、良好的声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维持着社会医事活动的正常运转，使中医学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展。

对于中医界的状况，民国名医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自序中道：“自世风不古，浅者忌人能而炫其能。炫者愈多，其说愈枝，去真愈远。有真能者，偶发一言，则众喧乱之，必使缄口结舌然后已。彼能者，自度口给不足御人，袖手而退，甘心抱残守缺，思得其人以传之，卒之不得其人，则其所能者渐就湮没。盖学术不见重于世也久矣！晚近欧亚沟通，我黄农华胄在在相形见绌，几无一常可录。推究因果，岂不以此？固不独医学为然。然紫色夺朱，郑声乱雅，其最难辨识者，必其最精深者。故百凡艺术之衰竭，医为尤甚。……偶读西医余云岫《灵素商兑》一书，未尝不废然思返也。”言下之意，对中医发展迟缓，医界水平参差不齐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其实，即使到了今天，庸医打着“中医”名号利用各种方式骗人事仍屡见不鲜。当代名老中医干祖望曾撰《中医头上的九盆脏水》一文说：“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医形象丑不堪言：以迷信（易经、五运六气）过日子，以魔术（气功）骗人，以垃圾（千奇百怪、乱七八糟的治病方法）赚钞票。大名医、特大神医都是大骗子（张香玉、张小平、胡万林），等等等等，总之中医的形象，成为不像人的东西。”

在他所称的中医头上“第一盆脏水：假冒伪劣的假中医”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是附骨之疽。上当之人和蔑视中医者，都因为没有看到中医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坏蛋和骗子行医，不冒充西医而独独钟情于中医。因为西医的真面目，无遮无盖，一览无遗，人所共见。中医则不然，谁都认识不得。就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天马行空地为所欲为了。”

不论这位老中医批评某些方面的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这些现象确实败坏了中医的声誉与形象，给中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成为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乃至今天否定中医者的一个重要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