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方法院在前天判决小区有权依据规约，驱逐收容爱滋患者的「关爱之家」。这个事件，让人不禁联想起美国早期普遍存在的「禁止有色人种进住」小区规约。

当年，保守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基于对黑人与黄种人的厌恶、疑惧与鄙夷，以小区规约的方式禁止住户将房舍出租或出售给有色人种。一旦有人胆敢违背规约让有色人种迁入，他们就会以契约自由、财产权，或居住自由为名，要求住户迁离。而同样带有种族歧视的州法院，也几乎都无条件地为这些歧视规约背书，而命令黑人迁离。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为这种恶行踩下煞车。

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这种自愿签订之规约固然符合契约成立要件，但是法官作为政府成员，必须受宪法平等权的拘束。法院如果给予这种规约效力并且执行，那就等于法院自己参与侵犯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因此，法院拒绝执行这类规约。质言之，法院作为宪法与正义的维护者，不能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盲目地承认私人歧视性契约的效力！

相较之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都是主流族群运用契约自由排挤弱势，主流族群的歧视与恐惧也都没有任何理性依据。但美国最高法院在近六十年前，援引宪法而拒绝执行社会的歧视偏见；二十一世纪的台湾法院，居然有法官说「不要拿宪法压我」而甘为歧视背书。

这个判决其实反映了一种「歧视有理」的落伍思维。依法官的看法，小区住民以规约排斥爱滋患者，只不过是契约自由与财产权的体现。至于这个规约中涵盖了多少的不理性（爱滋其实不会轻易传染）与偏见（排斥同性恋），完全视而不见。在权衡双方利益时，法官完全站在强势群体的一边，无条件捍卫小区「正常人」的偏好，而不顾爱滋患者的尊严与基本生存权。

在法院的逻辑下，人权似乎不是弱势群体维系基本尊严的希望，而是强者颐指气使的武器！要知道，许多「关爱之家」的患者，已经是被家庭与社会的偏见排挤的天涯沦落人。如今只是谦卑地想找一个足堪生存的栖息住居，还要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如果换成妳我，面对这种无处可容身的命运，要怎么办？

肯定歧视行为，就等于承认「强可凌弱」的霸凌逻辑。弱势族群遭受社会排拒与贬抑之际，本就易有身心创伤。而若这种歧视是由国家正式予以背书执行，则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正因如此，在世界趋势上，「禁止歧视」早已超越「契约自由」，而成为多数先进法治国家的法律原则。「歧视弱者的契约」不但国家不承认其法律效力，尚应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方面的制裁！

依此，法律与法院应把歧视本身当作「权利之侵害」，并致力制裁与矫正社会偏见。然而，我们的法官却漠视宪法平等权、「后天免疫症候群防治条例」之反歧视条款，以及民法第七十一条与第七十二条「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判定规约有效。莫非，契约高于法律，歧视偏好大于平等权、生存权与人性尊严？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于艾滋病的误解有多深！而即便是法界，对「反歧视」这个概念是多么地陌生！因此，除了法界应强化对「反歧视法」的认识外，卫生署以及自诩保障人权不遗余力的台北市政府，也应该积极介入协助本案患者融入社会，并致力于社会教育，以破除偏见所造成的疾病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