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本文所指“非政府组织”包含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草根非政府组织，但是主要指的是本土草根非政府组织。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05年注册名更改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中心”）是一个在北京市工商部门注册的、致力艾滋病相关公益活动的民间组织，开展艾滋病教育、推动艾滋病和公共卫生政策改革、维护受艾滋病影响人群基本人权。研究所位于：北京海淀区阜成路115号丰裕写字楼a座173号。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几个错误说法

错误说法1、“非政府组织必须是在政府（民政部门）注册的”。

中国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是没有注册的，一方面很多组织因为找不到挂靠单位而无法注册，一方面很多组织确实不需要注册，特别是不需要因为注册而明显地增加组织成本，而使组织最终失去活力。

不注册并不等于非法，不注册并不等于不能开展活动。

非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不是指注册意义上的合法性，而是指是否有选民基础？是否代表人民意愿？是否透明？是否对工作产生的后果和资金的使用有合理的说明？

一个规模很小、获取资金额不大的组织，如果注册带来的成本增加明显高于其资源量，那么这些组织就可以不注册。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具有良好的信息公开机制，对组织决策机制又良好的说明，有可以公开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说明，致力于艾滋病相关的善良事业，这些组织就可以被看成是应该得到资助的。资金可以通过当地政府直接发放或大一点的非政府组织代为监管发放。

在城市里，很多民间发展起来非政府组织在工商部门注册，因为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这些组织面临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管理压力、纳税压力和经营风险。这些组织优势在于可以吸纳大额的资金援助，可以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待遇，可以对外签订具有单位身份的合同，方便组织大型的社会活动，有的时候可以营利。如果一个组织具有良好的信息公开机制，对组织决策机制又良好的说明，有可以公开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说明，致力于艾滋病相关的善良事业，这些组织就可以被看成是应该得到资助的。

错误说法2、“非政府组织指的是不拿政府财政支持的组织”。

在世界很多国家，政府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包括提供财政支持给那些监督和批评政府的组织。我个人认为，组织是否具有独立于政府的立场，至少在组织决策程序上看上去具备可以做出独立立场的可能，是考量组织性质的主要因素。一些组织由政府创办，比如本次会议主办单位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这些组织可以发挥很好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些组织不仅应该从政府拿钱，而且应该多拿钱，并且可以帮助政府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分配资源。一些组织为了保持独立立场，比如人权观察（位于美国的重要国际人权组织），拒绝从政府拿钱。虽然非政府组织在政策上不同程度受到其资金来源的影响，但是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决策取决于是否具有植根于社群的民主机制、透明政策和独立的品格。

3、“非政府组织是反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政治、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人也是有着强烈政治参与和宗教情怀的人。政治团体往往寻求诸多非政府组织的友好关系，试图建立各自政党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宗教团体，无论为基本的人道关怀，还是为了传教，往往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建立各种参与公益活动的组织。但是，尽管如此，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政党政治和宗教事务上是中立的，并应该与不同的社会派别寻求合作，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方面采取行动的共同基础。这些组织在政治和宗教相关事务上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非政府组织需要推动政府政策改革和采取行动，并监督政府的行动。

非政府组织独立的立场、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中立、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时常被认为是一种反政府现象，这样的组织被认为是反政府组织。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当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为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良性发展的空间，宽容和善意地看待非政府组织独立、中立和批判性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反政府”这样的概念可以少用，或者不由政府背景的人来用。

4、“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时常被认为是政府工作的补充，这种表述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面的。在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政府办的时候，这种表述是确切的；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的早期，因为国际组织需要尊重本国的要求，而这个国家缺乏来自草根的、独立性强的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从事的主要是中国政府工作的补充；在草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早期，为获得发展空间，也表面上声称自己是政府工作的补充；一些支持草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人士，也以“补充说”来为非政府组织发展在政府内部游说。

但是，我要说的是，非政府组织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小绵羊”。非政府组织需要具备批判精神和挑战精神。

在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对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描述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非政府组织是政府工作补充”的说法。这无论对于中国最高决策层，还是对于正在发展中的非政府组织，都无助于更加清醒地认识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和功能。

非政府组织是一些多样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组织的总称。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组织的具体操作，而不是文字或口头上的说词，来看待不同的组织。

综观国际艾滋病运动，一些具有勇敢精神、采取挑战行动的组织改写了全球范围的反艾滋病运动的形势，比如早期在美国发起、随后遍布世界各地的艾滋病行动组织ACT UP。

5、“在写字楼办公的不能算是草根非政府组织”。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在谈到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改革和选举的时候，在涉及到“草根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的时候，卫生部1名官员私下谈话中表示：“你们（爱知行研究所）在一个写字楼里工作，这也能算是草根非政府组织？”

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一类组织的存在，那就是，这些组织是公民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组织。为了公共利益，组织成员志愿结合在一起，通过某种机制作出决定，开展社会行动。这些组织有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和不同规模。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组织，从来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组织形态，但是一呼百应，比如ACT UP。一些组织有很好的办公条件，但是这并不妨碍组织的独立性和为社会工作的意愿。

在世界范围内，非政府组织专业化发展被强调；在艾滋病领域资源极大增加的今天，我们应该帮助那些为社会每天贡献的非政府组织尽早地得到良好的办公条件和工人待遇。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些组织专业化发展和获得资源提供支持。全球基金也应该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应该发挥自己的桥梁作用。

6、“非政府组织是一些有爱心的人集合在一起。”

非政府组织并不必然是爱心俱乐部或修道院。非政府组织的意义在于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宗旨和围绕宗旨开展的行动、及其相应的产出。非政府组织的意义在于其对于善良事业的客观指标，而不是其成员的主观意愿。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需要建立客观的评估指标和体系；当然，对政府工作也是一样。

7、“要有建设性的提意见，否则我们无法合作。”

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一些掌握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人士，甚至一些希望讨好政府的人士，时常用这样的话来评说对政府提出批评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本人就经常受到这样的告劝。这种说法的进一步说词就是要少批评，多提建设性意见，否则就是不友好。

我的理解是，并经常这样回应，批评就是这种建设性的一部分，批评就是友好的一种方式。

目前活跃在中国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类型当今中国，出现了上百个活跃在艾滋病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支持下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计划生育协会等、专家学者为主的艾滋病工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本土社会独立形成的公民组织等。在本土社会独立形成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中，有类似北京爱知行动项目这样有争议的、愿意挑战习俗和官僚主义的组织，也有诸多来自受艾滋病影响的社群组织和为社群提供服务的志愿组织，后者包括感染者为主的互助和倡导组织、血友病人互助和倡导组织、同性恋社群组织、关爱因艾滋病产生的孤儿和困难儿童的组织、学生同伴教育组织、宗教团体支持的艾滋病教育和关怀组织或项目等。

感染者组织分布在中国各地，包括城市和农村。代表性的组织有北京的红树林感染者支持组织、广州的爱之关怀。感染者组织主要开展治疗倡导和治疗教育、心理社会支持、对孤儿的帮助、反歧视等工作。也有感染者组织积极开展法律行动，推动医疗部门和药厂对输血或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进行赔偿。

血友病人组织主要推动病友们得到治疗血友病必要的药物第八因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友病人在上海市和全国各地提起诉讼、上访和示威，要求医疗部门和药厂对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进行赔偿和提供救命的药物。

同性恋者设立了很多热线电话、网站和酒吧，提供对同性恋者认同的支持环境，帮助男女同性恋者接纳自我。同时，同性恋组织通过热线电话、网站、酒吧、伙伴网络关系和各项培训与教育活动，推动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预防教育工作。

对儿童的帮助成为中国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社会投入极大的热情。无论当地政府支持与否，很多组织积极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儿童得到教育、食物、衣服、药物和关怀。

大学生同伴教育组织主要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安全性行为教育。

目前，在中国，不同类型的宗教组织先后介入艾滋病预防和关怀工作。这些组织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教派背景下的组织。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致力于艾滋病预防教育、政策倡导和人权保护工作。研究所也对病人及其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爱知行研究所2005年资助全国各地20多个社群组织的艾滋病工作。2005年，爱知行研究所获得美国民主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美国levi strauss基金会、法国艾滋病团结、法国艾滋病行动、英国驻华使馆、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盟、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和人权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和人权中心、荷兰mamacash等组织经费支持。

艾滋病非政府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外部的挑战：缺乏资源；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和获得财政支持的渠道；缺乏注册和注册相关的合法性；缺乏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工作人员安全得不到保证。

来自内部的挑战：职工的权益无法实现，收入不稳定；办公条件差；意识和能力有待改变；缺乏专业化品质和长远战略目标；缺乏组织内部的民主机制，理事会制度缺乏或不健全；缺乏透明，部分组织财金使用存在违法现象；项目效果缺乏评估，特别是缺乏中立、客观的评估。

关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进行功能性改革的建议协会的性质

协会成立于1993年11月30日。根据协会章程，我们理解到：

1、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简称协会）是依法成立的全国性行业协会。

2、 是由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和热心于性病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各界人士组成的群众性社会团体。

3、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英文译名是：CHINESE ASSOCIATION OF ST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4、 宗旨是团结、组织和动员广大卫生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国家有关法律规范的范围内，积极参与全社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为保障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5、 协会接受卫生部、公安部的指导，向民政部登记注册并接受监督管理。

根据上述理解，可以认为，协会是一个中央政府指导下成立，在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团结卫生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士，开展工作。

协会成立初期，中国基本没有草根非政府组织。协会的诞生及其性质和任务的确定，是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12年后，中国出现了上百个草根艾滋病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艾滋病工作。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需要改革。

协会目前的工作

协会主要任务：

1、组织、动员和协调广大卫生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

2、大力宣传和普及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开展广泛的健康教育活动和咨询服务，提高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3、接受政府委托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制定性病艾滋病防治对策和政策法规提供咨询和依据；

4、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技术培训活动，组织研究和科学考察活动，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积极发展与国际机构和民间组织的联系，建立国际间协作；

5、开发、推广有关性病艾滋病防治的新技术、新成果，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6、编辑出版有关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性期刊、科普刊物、宣传品、书籍及音像信息资料；

7、积极鼓励扶持从事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骨干分子，评审并奖励优秀科技成果和论文；

8、为性病病人和HIV感染者/艾滋病人提供帮助，呼吁全社会关心和维护性病艾滋病病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使其免受社会的歧视；

9、向政府反映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为会员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0、建立、发展符合本会宗旨的产业和服务，增强自身发展能力。

对协会改革的建议

政策：协会需要从事务性的项目中摆脱出来，从而更好地发挥协会在协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推动政策改革方面的作用。协会不应该把自己陷入在教育、培训、感染者小组支持等事务性的工作中。协会不应该依靠上述项目工作的经费来支持协会的运转。协会需要发挥一个改革时代、危机时刻卓越领导者的作用。

联盟：协会可以成为中国诸多官办、草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和交流性的组织。

资金筹措：协会需要从政府积极争取资源，并帮助其他组织争取政府资源，也帮助政府分配资源，对资源的使用进行监督和评估。协会可以成为全球基金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中央执行机构，协助非政府组织申请和分配资源。

权利保障：协会应该致力于保护艾滋病工作者的基本人权，致力于保护感染者和其他受到影响人群的基本人权。

协会的组织架构需要改革。这将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00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