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人权涉及司法、政治、性别、劳工或职业、儿童、族群…，但很少想到医学方面。大体而言，社会水平愈高，对健康人权就愈重视。国民所接受的医疗层次，是该国人民基本人权之「健康权」或「就医权」的指标。「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必须保卫其国民的生命、财富以及有能力提供足以维持国民健康的机制及医疗体系等；一个能提供国民充分「健康人权」，让国民能免于「罹病危机」之恐惧的政府，就是一个成功的政府。全民健保实施以后，确实让全台湾人民普遍享有「健康人权」，这是很大的成就。

举例来说，一九八○年前后，我初担任台大医院血液科医师。那时，如果一个出租车司机先生的妻子（不可能有公、劳保）不幸得了血癌，且不谈化学治疗，单单至少每星期一次的血小板输注，就需要花新台币八千元；而一九七八年，我的月薪是新台币九千五百元左右。于是可怜的出租车司机先生只好先把小孩寄放到亲戚家，然后第一个月花光蓄积多年的金子，第二个月卖掉赖以谋生的车子，第三个月出售家徒四壁的房子，第四个月或第五个月，痛失终身伴侣，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孩子和前途茫茫的日子。这样的人间悲剧，在医院一再上演。

二十年后，我看到，同样是出租车司机先生罹患血癌的妻子，在政府所提供的「健康人权」保护伞下，可以接受最先进的化学治疗与骨髓移植。其实更可贵的是，对家人而言，即使病人治疗失败，司机和孩子也可以保有金子、车子与房子；在痛失亲人之余，可以免除因家人罹病而倾家荡产的恐惧。不花自己付不起的钱治病，有愧病人；花了自己花不起的钱治病，伤害自己。这样两难的挣扎，在健保实施之后，不再有了。

所以，全民健保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人民少付多少医药费，而是使罹患重病的国民有「健康权」的保障，能得到充分的医疗；家属也得到保障，免于心理上的挣扎及突然全家经济崩溃的危机。以这个角度来看，全民健保其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但是在社会公义上，全民健保其实仍然有可以提升之处。例如，健保局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低所得家庭，近年门诊、住院的实际使用次数，都比理想次数来得低，而且差距愈来愈大，显示健保大饼，弱势族群消受不起。

我们也看到，在同一医院内，有些民众一床难求；有些民众则可以长期居留加护病房，显然全民健保的优异给付，造成了少数强势病人的过份要求，如何不造成「强势病人」vs.「弱势病人」的新阶级，就成了健保局与医师们的新课题。

另外，二○○○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布坎南，在二○○二年出版了「西方之死」一书，认为「西方国家将缓慢步入死亡而不自知，理由是人口出生率太低了。」这句话或许危言耸听，但台湾的低人口出生率已经「领先全球」，未雨绸缪是政府的责任，所以必须拟定对策，提早规划未来退休潮的来临、劳动人口的不足、银发族的生活照顾、医疗支出的倍增等问题。

因此，如何让台湾成为「公义、幸福、人权」的社会，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在国家图书馆国际会议厅将有一场「健康人权」与「国家发展」研讨会，欢迎所有关心台湾未来发展的社会贤达共同参与。

（作者为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台大医院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