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杏》，一份曾为高医代表性的校园刊物，引领校园一代思潮。

从1963年起，紧密扣连着医学专业与人文反思，在那个政治尚未解严，思想尚未解放的时代里，《南杏》的存在无疑是延续着台湾医师自日本殖民时代以降所象征的社会良知。不只是医疗场域中的人道关怀，《南杏》文字所关切的对象跨越了医学专业的藩篱，高医人细密的观察力早已延伸到了文学、两性议题、环境议题、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正义等面向，一份性质上属于医学院的院刊，却能够在专业编辑杂志林立的时代里，不仅成为台湾医学人文实践的经典案例，犀利的批判观点与辨正反思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在高医五十年的历史中，校园文风，从首任校长杜聪明博士与国文教授许成章等人提倡下（1954），诗创作蔚为风尚，而人文传统的根植必然得追溯及「阿米巴诗社」的成立。如果说早期「阿米巴」的意义在于透过文学来宣泄情感、酝酿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关怀，那么，《南杏》所宣示的就是理性的论述与医学生社会实践的再现。

「社会福利权的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出来的，主要是保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拥有享受社会福利服务的基本权利；福利国家的本质是在于由政府提供最低标准的所得、营养、健康、住宅及教育等等这是一种政治基本权利，不是甚么德政！」以上这段文字是引述自《南杏35期，社会福利权是一种基本人权，不是德政─从社会福利发展的轨迹谈起／撰文陈真，1987》，一九八七年，正是解严的那一年，高医人早已抢先于社会脉动的第一个波峰，开始了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推论，在此之前，高医的校园内早已潜藏着一股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反省力量。最让人向往的是，究竟高医曾经有过怎样一个环境适足以孕育出这么多优秀的「上医」？《南杏》的经验所揭示的，除了一手执着听诊器，一手执着笔杆的文学医师形象外，显然还包含了掌起社会公义大旗的社会改革实践者的开阔视野。

事实上，解严后台湾社会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的社会改革力量，正驱使着怀抱理想的青年学子跨出校园围墙，亲身参与社会运动。接受了一个新世代的思想洗礼，就如同法国一九六八的学潮一般，传统八股的制度都要接受批判，没有反省能力的官化媒体正被屏弃，素有人文传统的高医人也开始了诸般迈向民主深化所必须的大胆尝试，校内一些具有思辩性的社团开始了积极的动作，例如：阿米巴诗社的社员们开始跳脱传统诗人案前提笔写诗的文静形象，认真的投入第一线的学生运动；思潮社的社员在野百合学运中不仅没有缺席，甚至还成为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抗议的第一人；乃至于《高医青年》高举「高医唯一学生独立运作的校园刊物」的口号，重新赋予老字号的全校性报纸一个新的批判性灵魂。

当学生团体们都开始以开创更美好的校园风气为前提，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我的定位时，《南杏》这样一份多少带有「传统」色彩的医学院院刊，即使不至于成为进步思潮的「假想敌」，但是在活跃的学生们将热情投入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社会改革行列，多元观点爆炸的关键点上，原本作为高医学生唯一理想抒发窗口的《南杏》便失去了原有的立场，众声喧哗的时代里，《南杏》逐渐失去了光彩，解严后不久，便在高医的历史中黯然退场……

要追溯《南杏》的兴衰，理解其乍然止歇的原因，必定得先认识其蓬勃发展的时空背景，藉由对应台湾近代学生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才得以厘清事实。作为一份曾经紧密牵动着高医人文命脉的校园刊物，在当前医疗专业挂帅，凡事以医学技术为本位的医学环境里，不论是站在普遍的医学教育观点或者传统知识分子培育的角度，有《南杏》存在的那段日子，确实是特别让人怀念的。然而，若仅仅想透过一份刊物的编辑组成，便要在高医校园内掀起一波新的人文风潮，无异是本末倒置，如何再造一个适合医学生多元发展的环境才是首先要去考虑的。此外，若仅全盘复制《南杏》过去的编辑经验，那么刊物的形式必然会局限于传统的纸本阅读，对照当前新世代医学生获取信息的习惯，新闻台、部落格（blog）、电子报等网络媒体的形式显然更有可见度，在扎实的印刷出版之外，构思一套真正能够开展校内外阅听群众、并兼顾扩大学生参与可能性的全方位计划，便成了当前任何媒体要成功运作所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

《南杏》的复刊，提示着当代高医人对于过去高医固有人文传统的重新检视，如何在时空背景迥异的情况下弥补与过去环境之间本质上的断落，再造一个适足以酝酿人文反思的文化摇篮，是我们亟待克服的第一个课题。期待这个计划能引领着高医人在旧有的基础之上扎根，寻找符应当前时代潮流的方向，重新赋予《南杏》一个新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