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废止中医言论及行动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挨打的现实，在“自强”不能的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便把救国的希望投向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特别是东邻日本原与中国一样处于落后受西洋侵辱的境地，但自明治维新以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制度在内，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使得其在近代迅速崛起，并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异，使国人如梦初醒，震惊之余，随之兴起了席卷全国的学习日本的浪潮。周作人曾叙述说，“我们往日本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12]，206页）这种仿日热潮不久便陷入某种程度的盲从。留日学生1896年时仅13人，而在1906年竟达17860余人。[17]其结果，连中国近代的军阀四分之三都出自日本军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文人也有不少留学日本。医学界自不例外。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外，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又占了相对多数。这些人在北洋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国势日盛之时，日本的汉医也在废止之列。至1906年，经过30余年基本达到了废止汉方医的目的，而近代医学也在日本得到了飞速发展。所以鲁迅学医期间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4]。

许多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深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用西方科学评判中医，本身已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中医观，再加上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又亲眼目睹了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更加深了这种影响，并进一步发展成在中国废止中医发展西医的思想。他们把近代中国医药卫生状况的落后归罪于中医，把中医药的存在视为中国落后的文化根源。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也可以照搬日本全盘西化的方法，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国势。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说道：“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文化。……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们决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们的护短的观点的影响，也不因害怕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动摇。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的技术与工业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吧。” [18]而在医学方面上则只有学习日本对待汉方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才能摆脱被外国辱称“东亚病夫”的境地。如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申请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即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 [19]汪曾于1902年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后任外务部左参议，1905年任驻英公使。1910年出使日本，1913年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后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平政院院长、国务总理等职。他对中医的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消灭汉方医的政策如出一辙。

再看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国民政府要员禇民谊对中医所持的态度。禇民谊曾说：“在昔吾国非无医药，顾所谓医者恒参以晦涩之理，阴阳之说，药则全恃草本为之。……今各国医学已无不科学化矣，独吾国社会积习相沿，抱残守缺，社会人士，仍多崇拜旧医，菲薄新医，此则观念错误，思想陈腐，尤不可不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知天演定例，优者胜劣者败，医学科学化，在20世纪中，已成为不易之定例也。” [20] 禇曾留学日本、法国，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医师公会执行监察委员、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教育促进会常委，后又任汪伪政权“行政院长”、“广东省省长”等职，一贯歧视反对中医，在国民党政府的中医政策制定过程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拟订“国医条例（草案）”，在讨论中，汪精卫极力反对，他认为“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并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21]。当条例送立法院审查时，汪致函当时立法院院长孙科说：“对于所谓〈国医条例〉，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以行政权，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上已再三痛切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21]，195页）汪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之敌视反对态度，不能不说受到日本对汉方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医学界“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是余岩。早在1914年留学日本期间，余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完成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许多文章，极力主张“医学革命”，把中医学视为我国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障碍。他认为“医学革命扼要之点，在于葆真去伪。阴阳五行，伪说也；寸口脉诊，伪法也；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伪学也。吾人之所以竭力主张医学革命者，欲祛除此伪也。”[22]他所谓的“医学革命”的核心就是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他断言：“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其留日同学汪企张更是废止中医的急先锋，著有《二十年来医事刍议》，主张“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又上书卫生部诬中医界的反废止中医斗争为“拳匪式的爱国运动”。[23]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会议由曾留学美国的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提案中关于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宣传中医、禁止中医办校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19]，150、151页）出席会议人员的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出席会议的17名代表中，几乎全都是曾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多数是废止中医派，而中医没有一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废止中医的提案能够一举通过，也就不难想象了。

清末民初时期留学海外的归国人当中，许多人主张学习西方，想把先进国家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其本意盖出于科学救国。但废止中医的政策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医学界的诸多不同之处，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情，盲目照搬数十年前日本施行过的办法，实际上已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尽管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在当时从数量上来说，在整个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但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影响却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局。如再加上当时教会学校、中国自办的西式学校的毕业生，这些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人从总体上说影响更大，他们几乎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他们对待中医的言行态度对近现代的中医发展过程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应该说，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及废止中医的言行在近代中国社会废止中医的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虽然批判、废止中医的行动由于中医界的抗争，最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却推动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种种歧视限制的政策、措施，使祖国医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得中医在近代的中国发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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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理想（1977—），河南省永城人，2004年9月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医史文献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医学史、中医哲学及相关中医文化。

本文曾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月第5卷第2期，发表时有删节